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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社會治理中的禮治
發布時間:2020-12-11 09:52 星期五
來源:學習時報

從古至今,中華民族一直以文明禮儀之邦著稱于世。中國社會注重人與人之間交往的禮儀規范,注重人際交往的文明禮貌,注重樹立維系禮儀社會的風俗風尚,將禮儀道德作為個人良好品行、社會優良風尚的自覺追求。綿延五千年的華夏歷史當中,禮法兼備、寬猛相濟,始終是安邦定國之要道。這是因為,任何一種社會治理并不能完全依賴于法令規章的“硬約束”,而是要從最根本上培養起每個人的禮義廉恥之心,從而以“軟引導”的力量完成社會治理的目標。

禮儀道德 道綱守章

漢朝興禮之后,吏治清明,官員道德蒸蒸日上,少有人作奸犯科,黎民百姓過著和美安樂的生活。社會治理一旦重視道德教化,而不完全依賴于法律的嚴苛,無論法制健全不健全,社會仍然可以保持和美的風俗。

唐代繼承和堅持了漢代以來的禮治思想,提倡以仁孝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汲取隋煬帝濫用刑罰而導致隋王朝覆亡的教訓,采納魏征的建議,強調慎獄恤刑,使老百姓漸知廉恥,官民奉法,進而達到了社會秩序的良性循環。

中國古代禮治思想通過遵禮、行禮、護禮,緣人情而制禮,達到了國家治理的目的,且在經國家、定社稷、序尊卑方面,禮為人們設定好了義務與責任,除了極少數違反綱常倫理、破壞社會秩序、罪不可赦之外,只要按部就班、安分盡責,就能實現社會治理的目標。

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

禮治的本質就是為了維持特定社會統治秩序的制度。對于上古時期的人們來講,舉行對天神和先祖祭拜祈禱的儀式幾乎是最大規模也是最為莊重的群體性社會活動。為保障這種儀式按照程序順利進行,對于程序和范式有著至高要求的“禮”順勢而生,成為奴隸主貴族分封國或家的準則,成為平民按照等級進行生產生活的依據,對維護當時的統治起到了規則和制度的作用。

禮治的發展孕育著封建社會新秩序的產生。荀子認為“隆禮重法”適合作為統治的指導性理念,孟子將“移孝作忠”“仁”“德教優于刑罰”的禮制在“權變”的魔法下更加貼近世俗,順應人性。故而,“親親,尊尊”的禮治思想在整個社會領域仍是占據主正統地位的。

即便“法制”在秦朝時盛極一時,也處處可見“禮治”的蹤影,這固然是法家“引禮入法”的必然結果,但也充分體現了秦代“法治”和“禮治”有著緊密的關聯性。在秦朝的律法條文中多處對“孝”這一禮治核心思想的重視,一方面是對維護宗法“父權”的維護;另一方面則更為注重的是嚴格按照血緣關系的切實存在與否,對于領養過繼等沒有血緣關系的親屬之間的規定則完全按照一般人與人之間的規制來處理,從而維護以“孝”為核心的家庭倫理。

武帝時期,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義》中系統闡述了“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東漢時期發展為“三綱五?!?,一直為整個封建時代后世所嚴格遵從,滲透到封建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具備普遍意義性的禮教。

法德兩翼 情理兼通

中國沿襲上千年的禮治思想,注重法德合一,對古代中國社會普通百姓的道德教化和社會治理起到了強大的推進作用。法律和道德作為社會治理的兩種主要和基本的手段,存在著不盡一致和偶有偏悖的情況。在中國古代社會,無論禮法交鋒還是禮法合流,中國傳統社會均以倫常為禮治的中心與核心,構建整個社會運轉有效的治理體系。

一般而言,德治往往從“人性善”的角度,強調社會關系中的貴賤、尊卑、長幼和親疏有別,使得人們在既定的人倫關系中獲得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從而尋求到自己的人生定位和人生價值意義所在;法治則往往從“人性惡”的角度,強調人們在“法制”面前一律平等。兩者交鋒與沖突的焦點,往往集中在“承認差別與否”這一點上。

戰國末期,荀子最早開始吸收法家的思想,他認為統治者對民眾要實行禮樂教化,不僅僅要依靠啟發民眾的道德自覺,還要以社會行為規范的“禮”來約束民眾?!败髯铀^的“禮”,已經包涵了“法”的成分,故而荀子強調的“禮治”是禮法連用的。

西漢初年,民生凋敝“庶事草創”“制度疏闊”,道家“無為”“因循”思想成為漢初君臣的選擇,為經濟恢復和社會穩定提供了有利的思想保障。董仲舒提出“春秋決獄”(又稱“經義決獄”)的社會治理辦法,即以六經中的思想來對犯罪事實進行分析,作為判案的依據,犯罪者的動機是否合“禮”,則對審判結果會造成直接的重大影響?!按呵餂Q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后世的司法實踐。以卑幼毆打長輩為例,為了嚴格執行“周禮”中的“親疏有別”,卑幼與長輩的關系越是親近,則罪刑越重;反之,長輩毆殺卑幼,則是越親近的關系則罪刑越輕;親屬間的盜竊也不同于常人,關系越親則罪刑越輕,關系越疏則罪刑越重。

唐律規定凡是罵父母、祖父母即是絞罪;如果有父母告子女不孝,無需提出證據,子女就會得到杖擊甚至處死的懲罰;清代法律還賦予了父母將子女呈送發遣的權利,只要子女不服教誨且有觸犯情節便可依例請求,永遠剝奪其自由,放逐在邊遠的云、貴、兩廣地區。這說明,中國歷史上的“禮”“法”合流,是以“禮”入“法”而成,即是漢廷尉陳寵疏中所說的現象:“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者也?!?/p>

好禮學禮 為國以禮

禮治作為一種治國理念和社會治理方式方法,必然要求其自身的成熟性與穩定性。在西周之前的禮儀制度,在祭祀方面的規范已然趨近完善,但其主要是重鬼神而輕人事的,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規范是少之又少的。但是即使在當時和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治理也是比較重視倫理道德的作用的。

《群書治要·列子》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在春秋戰國時,晉侯為晉國多盜賊而苦惱。聽說有一個叫郗雍的人可以通過觀察人的神情來辨別這個人是不是盜賊,就把他請來指認盜賊,先后指認了千百個盜賊,沒有錯過一次。晉侯非常高興,說:我得到了這樣一個人,還用那些能夠偵破案件的人干什么呢?用這一個人,就足夠把這些盜賊治理好了。趙文子聽過晉侯的話之后非常擔憂,說:大王啊,您用這個人來指證盜賊,不但不能夠盡除盜賊,這個人的下場肯定也不會很好,他必死無疑。后盜賊果真聚集起來將郗雍殺死了。晉侯知道后趕緊找趙文子商量。趙文子說:您想要去除這些盜賊,不如舉薦那些賢良之人來辦理朝政,興起教化之風。這樣人們都有了羞恥心,誰還愿意去做盜賊呢?晉侯依從他的建議,讓一個名叫隋會的人來興辦教育,結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治要·孝經·廣要道章》引孔子的話:“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痹诳鬃涌磥?,禮樂是治國的基本方式之一。從個體來看,通曉禮樂,以禮踐行是一個人立足于社會的根本,君子好禮、學禮并非僅僅自立;從治國來看,孔子主張“為國以禮”?!吨我ふ撜Z·里仁》說:“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因此,君子好禮、行禮,就不單單是個人之“修身”,也是“治國平天下”的重要途徑。

(王樂)

責任編輯: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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